前几天在群里和朋友聊用 AI 写代码的痛点，我说我最大的抱怨是它在完成某些看似很平凡的任务的时候异常吃力，比如最常见的操作：把一个代码库里的某个变量全局统一改名。这个事显然开发环境有现成的接口，但 AI 只会逐个文件编辑，又慢又浪费还容易出错。这件事之所以荒谬，在于 cursor 自己就是个开发环境。换句话说，它在这件事上表现的像是那种两个部门老死不相往来的大公司，明明一个部门已经把某件事做到了近乎完美，另一个部门却对此不闻不问，非要用自己的笨办法重来一遍。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简单的可以修复的 bug，但它背后反映的是 AI 现状里一个巨大的鸿沟，这个鸿沟时时处处在各种 AI 应用里会以不同面貌展现出来。你试试看给一个业外人士（比如你的父母）解释为什么 AI 算不清楚两个数字谁大谁小，你会发现这种解释惊人地困难，因为人民群众的直觉在这里是合乎情理的：再怎么说，它自己就是个电脑，它为什么不直接算一下呢？另一个例子是我在玩 GPT 4o 生成图像的时候发现虽然模型虽然强大，但它仍然完成不好诸如「把一张风景照主体内容不动，把上面的天空再往上延伸一些」这样的 outpainting 任务，而这即使在十年前对传统图像处理来说就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们谈论的实际上仍然是自人工智能这个概念于1956年在达特茅斯诞生之日起就阴魂不散的「符号主义 vs. 联接主义」之争。在基于统计神经网络的大语言模型走上主流地位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基于符号计算的专家系统是通向智能最有希望的道路，几十年来的软件工程实践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足够远，常用的工具（比如传统的软件开发环境）基本打磨到了极致。直到上世纪末联接主义这个烧了几十年的冷灶咸鱼翻生，基于神经网络的大语言模型从零开始试图重写从轮子到火箭发动机的一切已有的软件工程成就。它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生长逻辑，因此对习惯了旧世界的我们来说，它的表现常常好得莫名其妙也差得莫名其妙，有些技能近乎魔法，有些方面又笨拙得宛如一个弱智。前面所说的变量改名就是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事实上，这里的难点甚至都不在于语法解析，而在于更底层的文本替换——对旧世界来说，哪怕在亿兆级别的文本里要把所有的 A 都替换成 B 也不费吹灰之力，以至于你根本都不觉得这还是一个「任务」。但对大语言模型来说这件事天生困难，并且难度随着文本大小急剧上升。绘画也是这样，你想直接让今天的生图模型「对图片按照某些明确到像素级别的规则做某些明确定义好的操作」极其困难，它觉得整体重画一遍比较省事。对用户来说这种体验常常令人抓狂。 打一个不精确的比喻。这两种模式可以粗略对应于大脑的左右半脑。基于符号主义的左脑在过去几十年里得到了充分的发育，基于联接主义的右脑在过去十年里急起直追，并且仍然在极速进化。问题在于这两个半脑之间沟通——对应于人脑胼胝体的功能——极其孱弱，才会出现 cursor 的编程助手不知道如何调用 cursor 的编译功能这种奇葩问题。 于是人们开始引入中间层。 在现实中这个中间层会被人们冠以各种不同的称呼，有人认为自己做的叫垂直 AI，有人认为自己做的是 agent，也有人认为自己做的就只是单纯的 wrapper。但在这个上下文里，它实质上起到的总是类似于胼胝体的作用，让神经网络模型这个右脑可以调用已经高度成熟的传统软件左脑的功能来完成更复杂精细的任务。事实上，这一部分的历史欠账已经如此严峻，以至于哪怕接下来一两年里大模型本身的思考能力停止提高（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单单改善这个左右脑的对齐问题也能解锁许多前所未有的能力。在今天，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在搞 AI 创业但又没有直接训练大模型，那他们的工作多半就实际上可以归属于这一类。 这当然在整体概念上是个充满机遇和潜在回报的领域。毕竟，现有的软件工程领域的应用如此繁荣，切入社会的所有方面。但值得改进和革新的方向又俯拾皆是。把现有的专业知识和大语言模型的智能结合起来，再造一次信息化革命，听起来是成千上万现成的创业机会。 但困难（以及有趣之处）在于，虽然这种泛泛而论听起来很难反驳，但你会发现对每一个具体例子而言，人们对它的价值都充满怀疑。问题的根源是这两个半脑中传统的那一个相对静止，而新的那一个每天都在变化。因此任何工作都像是在和历史（确切来说大模型的进化史）赛跑。一个近乎讽刺的事实是，如果两个人都在前年开始投身 AI 图像生成领域，一个花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 ComfyUI 和工作流的研究，另一个两年都在游山玩水，本周 GPT 4o 发布更新之后他们仍然基本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换句话说，你很难说服自己（和投资人）相信，你不只是在一架上升中的电梯里做俯卧撑。 于是你会看到 Richard Sutton 的 The bitter lesson […]
如果你是程序员但还没听说过 vibe coding，那你已经落伍了。 这个词是上个月 Andrej Karpathy 在一篇半自嘲的推文里创造的，现在已经成了标准用语。没有人能精确定义它，但所有熟悉 AI 辅助编程体验的人都多少知道它大概在说什么。一些人对此嗤之以鼻，一些人认为这就是未来，还有更多人勉强让自己适应它。 Vibe coding 创造了一种模糊的实践。用 Andrej Karpathy 自己的话说：「对 AI 的建议我总是接受，不再审阅差异。当我收到错误消息时，我只是复制粘贴它们而不加评论，通常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代码超出了我通常的理解范围。有时它无法修复错误，所以我只是绕过它或要求随机更改，直到它自行消失。」一方面它犹如神助，让你有一种第一次挥舞魔杖的幻觉。另一方面它写了新的忘了旧的，不断重构又原地打转，好像永远在解决问题但永远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并且面对 bug 采取一种振振有词地姿态对你 gaslighting。你面对着层出不穷的工具甚至不知道自己该认真考虑哪个，心知肚明可能下个月就又有了新的「最佳实践」，养成任何肌肉记忆都是一种浪费，而所谓新的最佳实践只不过是用更快的速度产出更隐蔽的 bug 而已。 从技术上来说你可能觉得困难主要在于今天的大语言模型的上下文窗口还不够大，分层长期记忆机制还不够健全，或者别的什么理论上会在未来半年到一年里得到解决的瓶颈。但实际上，vibe coding 打破的是你作为一个程序员的自我认知：你一开始以为自己只是在为了效率做妥协，渐渐地你发现自己陷入在一重又一重建立在浮沙之上的迷宫里精疲力尽，最后你已经忘了效率是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 vibe coding 有点像一两年前的 AI 绘画，第一眼很对，放大后细节都是可疑的，到处是六根手指的手。问题在于，绘画远比编程更宽容——毕竟真的存在印象派这种绘画风格——编程难道不理应是非黑即白的吗？ 但并不是，正是在这一点上现实开始扭曲起来。你很快就注意到 vibe coding 的「正确性」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无法精确观察，你可能每天抱怨 LLM 的注意力窗口太小，而事实是你自己的注意力窗口更小，面对它不费吹灰之力生成的海量代码的冲刷很快就头晕目眩，放弃了审查和控制的执念。你试图借助类似于 .cursorrules 这样的规范来指导 AI，但这就像是野马辔头上的一根想象中的缰绳，你既不确定这些规则是否完备，也无从知道它们是否会被真的遵守。你以为这些原则相当于法律，其实它们只是孔子家语，而社会的运转既依赖于它们的尊崇神圣，也依赖于它们的晦涩模糊。你渐渐不再 care 你的代码是否正确，反正随时在改。Dario Amodei 说未来 3 到 6 个月内，90% 的代码将由 AI 编写，12 个月内几乎所有代码都可能由 AI 生成。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里，六根手指的手应接不暇地出现，然后消失，你开始接受暂时 work […]
我无法忘记我第一次读昆德拉的文艺论集《被背叛的遗嘱》的时候的感受。 在第三章里，好像是莫名其妙的，他忽然开始为斯特拉文斯基辩护： 音乐无能力表达无论任何什么东西：一种感情，一种态度，一种心理状态，斯特拉文斯基在《我的生活纪事》（1935年）中说。这种断言（肯定是过分夸张，因为怎么能否认音乐可以激起感情？）在后面几行里说得更为准确和细致：音乐的存在理由，斯特拉文斯基说，不在于它表达感情的能力。有趣的是，看一下这种态度引起什么样的恼怒。……安塞迈特批评：斯特拉文斯基“不曾，也没有试图把他的音乐变成表现他自己的一个行为，这并不是出于一个自由的选择，而是由于他的天性的某种局限，由于缺乏对他自己的情感活动的自主（最好不说是由于他的心灵的贫乏，心灵只有当它有什么可以去爱的时候，才不会贫乏）”。见鬼！安塞迈特，他知道什么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心灵的贫乏？他知道什么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爱的能力？他从哪里拿来这种断言：心灵在伦理上高于大脑？那些卑下之举，有和没有心灵的参与，不是也一样做得出来吗？狂热分子们，手上沾满鲜血，他们不会吹嘘伟大的情感行为吗？我们能不能终有一天结束这个愚蠢的情感调查？ 这是什么意思呢？昆德拉把斯特拉文斯基视为自己的导师和同道。昆德拉无法容忍的是对斯特拉文斯基的这样一种评论：没有情感（在浪漫派的意义上），只有形式（在巴赫的意义上）和兴奋（在斯特拉文斯基自己的意义上）。 斯特拉文斯基的对立面还有阿多诺。在这一整章里，阿多诺都像是一个教导主任一般面目可憎： 我在想阿多诺听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的时候，有没有过哪怕一点儿的快乐？快乐？在他看来，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只经历唯一的一个邪恶的、剥夺的快乐；因为它所做的仅仅是给自己剥夺一切：表现性，管弦乐的音色：展开的技巧；它用恶毒的眼光去看古老的形式，歪曲了它们；它做出一副鬼脸，并无能力去发明；它仅仅是讥讽，做些夸张讽刺画，滑稽的摹仿；只不过是否定十九世纪的音乐，并且不仅仅如此，还根本否定音乐（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是音乐被从中驱逐的音乐，阿多诺说）。奇怪，奇怪。那末从音乐中焕发的幸福呢？阿多诺令我气愤的，是他的短路的方法，用一种可怕的简易法把艺术作品与某些原因、某些结果或某些政治的（社会学的）意义联系起来；所有十分细微的思考（阿多诺的音乐学知识是值得欣赏的）都因此导致了一些极为贫乏的结论。事实上，由于一个时代的政治倾向总是被缩减为仅仅两个对立的倾向，人们最终注定把一部艺术品分类为或属于进步方面或属于反动方面；又因为反动即是邪恶，审判所便可开始它的审判。 在这段论述里你可以看到许多你熟悉的影子，阿多诺活像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托马斯的一名审判者。这是昆德拉花了一辈子描绘的主题：兴奋——不是崇高的兴奋，而是私人的兴奋——和贫乏的对抗。 有趣的是，这一整章的落脚点是昆德拉指出斯特拉文斯基的艺术生命和他作为一个移民的颠沛生涯本质地纠缠在一起。 一个移民的艺术问题：在数量上相等的生活块面，在年纪轻时或在成年时不具有相等的重量。如果说，成年时期对于生活和对于创作活动更加丰富和更加重要，潜意识、记忆、语言，所有的创作基础则很早就已形成；对于一位医生，这并不构成问题，但对于一位小说家，一位作曲家，远离他的想象，他的困扰，也就是说他的基本主题所联系的地方，会引发一种断裂。他必须动用他的全部力量，他的艺术家的全部狡猾去把这种境况中的不利变为他的王牌。从纯粹个人角度来看，移民也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想到乡愁的痛苦；但可为糟糕的，是异化的痛苦；德文词DIEENTFREMDUNG（异化）更好地表达了我所要说明的一个过程，其中对于我们曾是亲近的变成为异外。毫无疑问，斯特拉文斯基心中带着他的移民的伤痕；和所有人一样，毫无疑问，他在艺术上的演变，如果他仍留在他出生的地方，会是一条不同的道路。事实上，他穿越音乐历史的旅程之始恰好与他的故乡对于他来说已不存在那一刻相吻合；深知任何其他地方不能取而代之，他在音乐中找到了自己唯一的祖国；这不是来自我自己的一个美丽的抒情说法，我所想的再具体不过：他的唯一的祖国，他的唯一的自己的地方，是音乐，是所有的音乐家的全部音乐，是音乐的历史；在这里，他决定安顿下来，扎根、居住；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他的唯一的同胞，他的唯一的亲友，他的唯一的邻居。他的攻击者，捍卫音乐是为表达感情而作的人们，认为他对自己的情感活动隐而不露令人不能忍受，并为此而愤怒，指责他心灵枯燥；是他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心灵去理解他在音乐历史中游荡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感情伤痕。 没有人比中欧的作家更明白移民意味着什么。昆德拉自己一生都挣扎在捷克和法国这两个精神上的母国之间。他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位，他自己在这一章里提到了贡布洛维茨和纳博科夫。和昆德拉一样，这些冷战移民作家在以各自的方式提出每个离开故国的人都无法不面对的问题——不是寻求答案，而是寻求问题本身，并且问题本身可能比答案更令人痛苦。 里卡尔在著名的《大写的牧歌和小写的牧歌》里这样评价昆德拉的旅程： 昆德拉对大写的牧歌的批评还有另一条途径，也许是最富有意义的途径，这正是我们在此想要探寻的。那就是通过作品构成另一个图景系统，构成另一个范式，但这一次，是建立在我们可称之为悖论式的“反牧歌之牧歌”的东西之上。这一牧歌不可能上升到或进入到另一种生活。它在根本上就是另一种生活的反面，其本质就是自愿背离另一种生活。换言之，在这里，牧歌的条件不是超越，而是后退；不是对禁忌的侵犯，而是更为彻底的侵犯：对侵犯之侵犯。正因为如此，托马斯和特蕾莎在村子里时，并非处于边界的另一端，在那里，生活变成了命运，一切都有着意义且完满，历史在前进。而他们俩的安宁恰恰相反，是一种逃逸，是隐身于边界的这一端，隐身于非命运、非完满、重复且意义不完全的世界。……美并非人们所向往的，而是人们所回望的东西，人们为之而重新堕落的东西——一旦与大写的牧歌决裂。大写的牧歌在兆示超越的同时，把我们领入到界限之外，领向一个比人们先前置身的地方更为美好的世界。在这里，昆德拉的美——与当代美形成最为强烈的对立——并非产生于侵犯，而是产生于我们称之为侵犯之侵犯的东西。它就是被大写的牧歌所侵犯的东西本身，也就是被大写的牧歌所遗忘、鄙视、抛弃的东西本身。 大写的牧歌的世界是「刽子手与诗人共治」的世界，然而： 正是在刽子手的追杀处，即在那个残余的世界中才有着牧歌和美。如暮色般衰微的、经受着威胁的美。 在这里昆德拉和斯特拉文斯基合二为一。「在这里，他（斯特拉文斯基）决定安顿下来，扎根、居住。」「在大写的牧歌的极点，在我们早就知道一定会双双死去的托马斯和特蕾莎的呵护下，在其困苦和脆弱之中，最终闪现出也已被死亡所裹挟的卡列宁温柔而平静的微笑。」 也正是在这里，昆德拉庇荫着每一个走在自己旅途上的你和我。
周日 Latour 去世了。 对每个接触过 Latour 的著作的人来说，第一次阅读他都是一次洗礼。不管你是不是服膺他的理论——我在一开始非常不服气，后来也始终带着疑虑——你都不能不承认他在根本上动摇了你以为你已经作为不言自明的真理所接受下来的那些关于科学研究的观念。 简单地说，Latour 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提醒人们：科学研究是一种人类实践。并且，像一切别的人类实践一样，它可以被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事，但关于科学研究的实践本身的研究则可以也应当成为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对象。 Latour 最著名的早期工作之一是他在美国著名的 Salk 研究所的田野调查。Salk 研究所是美国生物医学研究重镇，里面的研究人员高居科研殿堂的顶峰，宛如古罗马身着白袍的元老。而 Latour 对这里的科研活动的描述则完全是一部民族志，把科学工作者在视角中降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丛林里的土著的地位。他一遍遍地问：在什么意义上，「科学研究」——或者它具体而微的版本：移液、培养、记录、整理数据、发表选择性的报告、说服同行、申请基金、获取声誉——是「科学」的？它和别的人类活动甚至别的灵长类动物的活动的区别在哪里？一个西方的人类学家在非洲可以津津乐道地研究部落中的巫术，但当他们回到纽约后，却只会研究地铁隧道墙上的涂鸦。Latour 精辟地问：你为什么不去研究地铁的调度室？是不是仅仅因为它在技术上更高级，就获得了审视上的某种豁免？ 最终，他做出了著名的断言：实验室里的科学研究，和别的所有人类文化现象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 你很容易想到科学界对此的愤怒和不屑。在一场著名的论战里，同时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 Alan Sokal 阴阳怪气地说：如果 Latour 觉得物理学只是一种「社会习俗」，他咋不从21层楼的窗户上跳出去试试呢？ 事实上 Latour 并不是一个反科学主义者。恰恰相反，他后半生始终在不懈地回答如何让社会更好地接纳科学理论的问题。他不断试图解释：你只有把科学研究祛魅，把科学实践还原到人类朴素的知识建构体系之中，把科学家的工作方式透明化，你才能更有力地说服大众。——问题在于，这是两面不讨好的事。大部分科学家并不关心如此 meta 的问题，他们有自己研究中的日常困难需要全力以赴去对付。而那些真正相信地球是平的或者从21层的窗户上跳下去也没事的人也不会觉得阅读 Latour 对自己有任何帮助。你告诉他们科学是神圣完美的，他们固然不会信服，你告诉他们科学研究的背后充满着争议、妥协和政治，他们只会更加觉得自己是对的。 但 Latour 的工作，或者说他开辟的道路，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在今天尤其如此。 我不止一次在读到 Latour 的时候想，针对科学研究的民族志调查不是太过分了，而是太匮乏了。科学共同体诚然是小众的象牙塔，但内部纷繁复杂壁垒森严，生化环材和数学物理之间的隔绝犹如天堑，更不用说一日千里的现代计算领域。一旦你接受了「科学研究本身是一种人类社会活动」这个认知，你就会立刻意识到，所有这些万花筒一般的科学实践是多大的一个宝藏。数学里范畴论和构造主义的兴起，物理学中最小作用量原理的诞生，人工智能领域里符号计算学派和神经网络学派的争斗，它们都不是简单的仿佛吹去尘土露出珍珠一般的「新的科学发现」，它们是最好的例子，说明科学进程中人的视角，或者用 Latour 的话说，作为信仰、口头传统和文化的实践的重要性。 遗憾在于，这里面有些故事在学术界以外被讲述过，大部分并没有。一个人类学家可以饶有兴味地观察灵长类如何生火，但理解为什么哈密尔顿作用量如此重要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可以轻而易举完成的任务。 三十年前，Latour 断言说：我们从来都不是现代的。他的意思是说：人们自以为进入现代，其标志是人们把社会与自然分开，就像把文科和理科分开一样。但两者从未真正分离过。 三十年后，一方面，社会议题和技术问题的彼此交织更深刻了，在两者之间的任何人为划分都显得更加徒劳。另一方面，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知识壁垒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人人都知道芯片在社会层面有多重要（并且人人都忍不住就此发言），但即使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群体中也没有多少人真的理解芯片究竟如何工作，芯片工业又如何运转，它远远超出了人类日常理性的理解能力。在此基础上的公共讨论就算不是虚伪的，也通常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别的正在每个层面上深刻影响世界的领域——气候变化、疫苗、人工智能、自媒体和基于隐私的数据挖掘——也是如此。 Latour 生前写的最后一本书的主题是关于疫情中的 lockdown。仿佛是命运有意的安排，让他在临终前看到了关乎他一生学术视野的如此切题的一个案例。 他逝世了，但他提出的问题恰逢其时。
「中国是一个过程。」 脑海中一直在想着洁平老师的这句话。 洁平老师是一个生活在中国边缘处的人。我们都是。当你需要每天理解和思考在地与他者的关系，当你一遍遍追问自己如何理解或者不理解、执着或者不执着于自己的身份，当你试图在 nowhere 与 now-here 之间找出一爿安身立足之处，你就在边缘，时间和空间和观念和社群的边缘。 站在边缘最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是一个过程。边缘是变化，是导数，是昨日到明日的联结，边缘在提醒你，一切都还未完成，可能永远不会，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天空都是流动的。 周六去听了洁平老师和周成荫老师的对谈，题目是「全球华人」，一个很难相信在2022年还能心平气和完成的话题，但神奇的是它真的稳稳当当聊了下来。洁平老师讲自己十余年来在两岸三地辗转的滋味，成荫老师说这一切都是百年来一遍又一遍重复在讲但还是讲得不够的故事。你明白这一切都是政治，但你几乎忘了政治。听到后来，几乎觉得有点 sublime。 可能因为台上台下在彼时彼刻分享着一个心照不宣的背景：世界危如飘萍，而我们都只是有血有肉的自己。 洁平老师最后说她相信这一代人的故事要靠去中心化的方式来讲（web3？）。我其实对此不大相信。但我同意，我们不是观念统御下面目模糊的个体，而是未完成的波涛尽头自我探索的支流。Nowhere 也是 now-here。我能建筑的，就是我的历史。 一个过程。
我拖着行李站在这一片夜色下山谷里的工地面前，目瞪口呆。 送我来的车已经开走了，我下车的时候并没多想，等它开走了我才发现局面多么古怪。车是送我来方舟的，我虽然没来过，但设想中总是应该有个接待室之类的场所，给我报道，让我登记，发一些生活用品什么的。绝不会是眼前这个样子。 但车已经开走了。 我掏出手机，不出所料，没有信号。这看起来也不像是有信号的地方。 镇定。我对自己说。想想该怎么办。 我脚下这条公路是在山谷边缘的高处，几乎能俯瞰整个工地的全貌。这片山谷至少有几平方公里，里面似乎甚至还有个小湖。工地看起来还只是个雏型，看不出最后完成会是什么样子。工地在月光下有条不紊的运转，机器车辆穿梭来去，车辆的金属外表反射出暗淡的微光，没见到任何人影。如今的工地里本来也不太有活人了。 非常安静，安静到不太真实。我又本能地掏出手机，然后塞了回去。就算有信号我也不知道该打给谁。我根本没有告诉父母我被送来方舟的事情，有几个朋友知道，但方舟这种事是忌讳，大家也不会多问。公司很体贴地给了我一年的无薪假，我知道大多数被送来方舟的人都直接被要求离职了，回去要重新找工作，我这属于非常规的公司特别福利。但无论如何，无薪假期间我也没有权限联系公司里的任何人。所以我连找个人抱怨一下这个荒唐的境遇都做不到。 如果 Elena 还在…… 但她已经不在了，想到这个心里一阵坠痛。我以为我早就 move on 了，至少在朋友面前显得是这样，但这种时候我就自己知道并没有。 Elena 是两年前被送去方舟的，从此杳无音讯。我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查询到发生了什么。他们说有时候就会这样。送来方舟的人大多数都会在一年后回来，大多数人并不会多谈发生了什么，因为方舟里据说也并没有什么可发生的事。但隔三差五地偶尔就会听说谁没再回来，关于这件事有各种都市传说，但我通常只当成阴谋论，直到 Elena 这样离开了我。 我仍然不相信那些怪谈。我宁可相信 Elena 是在方舟里遇到了什么她更喜欢的人所以抛弃了我。这当然不会让我更好受，但这至少是个更合乎情理的解释。 如果 Elena 还在，她至少还会听我讲讲今夜的奇遇。但现在我只有自己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需要找到一个人问问。我想。 我拖着行李向工地内部走去。好在是下坡，但还是不太好走，我带的行李箱不是为了在工地里走路设计的，我穿的鞋也不是。但没办法，我只能磕磕绊绊地走，走起来比我预料的更远。 半小时后我终于来到了一个看起来是封闭的出入口。凭着经验我知道这里一般会有对讲设备，在模糊的月光下我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我按下按钮，一个不带感情的机器声问：「你是谁？」 「我是来017方舟的。你们这里是017方舟吗？」 「这里是017工地。」 我脑子停顿了一下。「但我是被系统送来的，系统通知我来017方舟报道。」 机器声沉默了。跟 AI 对话就有这个问题，一旦你给的信息超出对方预料，他们就会沉默很久。我始终不知道这个沉默背后是发生了什么，是机器在运算还是后台联系了一个什么活人。等到我快不耐烦的时候对方终于又说话了： 「017方舟还未建好。」 镇定。我对自己说。不要发火。对方是个 AI。 「我可以和你的上级说话吗？我可能是被错误地送到这里来的。我被通知去方舟，我还带着行李。」 「你没有这个权限。」机器声干脆利落地挂断了。 操你大爷。 我站在原地，希望这是一个可以醒过来的梦。但我知道这不是，一切都显然是真实的，我甚至有点饿。 不要想饿，我对自己说，越想越饿。 我透过大门向工地里看去。果不其然，这是一个标准的无人工地，从远处看下来的工程车近看其实只是一些移动的载重器。它们彼此灵活地避让，转运各种材料，活人在现场也没什么用，反而碍事。就算我现在闯进去，站在道路中央，它们也会灵活地让开我。既不会造成对我的伤害，但也不会因此唤出什么人来。我甚至怀疑我是这个山谷里唯一的活物，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彻底完蛋了，只能再回去接着跟 AI 斗智斗勇……不对，那是什么？ 我蹲下身子看着身前一个钢筋珩架的阴影处，一只黑猫镇定地看着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竟然能注意到它。夜色里的黑猫如果愿意，可以就躲在你身边而让你根本无法发现。但这只猫似乎主动让我看到了。虽然它并没叫或者跑动。 我看着它的眼睛，说：你是这里的员工吗？ 黑猫没出声，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进入阴影深处消失了。 好的，我想。有猫就会有人。猫是不会在一个没有人只有机器的山谷里呆着的。 我拖着行李沿着猫消失的小径前行，弯弯曲曲地走了半公里左右，终于看到了一个有灯光的两层小楼。猫站在楼门口等着我，仿佛早就预料到我会找来。 楼很简陋，但又不是工地建筑，我看不出这楼的用途。我拉了拉大门，门是开的。 「有人吗？」我站在大厅里喊。 没有声音。猫也不见了。 我沿着走廊走向深处。楼道里传来类似暖水管道的声音，这让我安心了许多，这听起来就是个有现实生活气息的地方。「有人吗？」我一边走一边喊。 「你是哪位？」一个女声在我身后响起。 我的心停跳了一拍。这是 […]
晚霞是无法定格的。 你经历过那么多次傍晚，但还是会不经意间恍然间抬起头，惊异地注视墙上的日光影子变成了难于名状的橙色。不是实体的颜色，不是皮质，不是金属，不是毛茸茸的毯子，不是任何你可以触摸的材质，是独属于光线和时间的橙色，亮而温柔。 你冲到窗边看到了晚霞。你拿出手机试着拍下来。拍下来是很美，发出去就可以引来无数点赞的那么美。但你知道这和你看到的还是不同。 在你手忙脚乱拍照的功夫里，城市里的楼宇一点点改变光泽，暗淡下去，又亮起来。天际线的尽头变得稠浓红艳，近乎俗气，但又理直气壮。你不知道这一幕要持续多久，你只能怔怔地等待。 这是这永不停歇的城市里又一个千篇一律而又独一无二的傍晚。就在此刻，你知道千千万万个饭局正在点餐，千千万万间公寓正开始喧闹。所有的聚会都面目相似。在某个这样的夜晚里你带着一瓶酒，推开门，听见熟悉的嬉笑，大家挨个寒暄。你、你、你也来了。忙什么呢最近。嗨瞎混呗。这是哪位？哦哦哦我听人说过你好多次了。我们终于见面了。对对对上次我没去。你认识内谁吗？ 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假定你有许多朋友，在每个周末度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夜晚。这是时间的刻度，聚会像万花筒一样旋转，差不多的台词一遍遍重复着。——但你知道这次和上次不一样，事实上，每一次都不一样。生活在奔涌向前。有的人更亲密了，有的人更生疏了，有的人虽然同时在场但从不交谈，有的人永远分别了。 也可能你并没去任何聚会，一切都只发生在你的想象里。 远方的晚霞每一秒都在改变，你永远无法用语言描绘出你看到的细节，你也知道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复现这一刻。暗影来临，灯光渐起。时间从城市上空的天顶流过，坠入远方。你意识到这里隐藏着某种沉默的奥秘。像你生活里的一切经历一样，你能看到的是那么多，但能抓住的是那么少。
好几年前的一个十月，郎朗来纽约进行一个访谈。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有想过要演奏巴赫吗？特别是你有想过演奏哥德堡变奏曲吗？ 他说：我有。我一直都在研究巴赫，基本上每天都要背一段新的巴赫作品。我一定会在某一天开始演出哥德堡。 很多年过去了。今天我终于听到了他的哥德堡现场。 我当然买了他去年在 DG 出的录音，我也听过他在网上放出的各种片段，在微博上断断续续写过我的感受。我读过他关于哥德堡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那是个很好的采访），也读过别人对他的哥德堡录音和现场的评价。我在去今天的演出现场之前并没有过高的期待，但我确实有好奇。我尽量不让自己带着自己之前的预设来到现场。 然后我所有从前的想法都被这个现场彻底改变了。 我不喜欢那张 DG 的录音。这不是因为我觉得它离经叛道，我当然像任何人一样爱古尔德的版本，但我也可以接受其他各式各样的演绎。我和很多人一样觉得那张录音有些段落过于矫饰，有些处理莫名其妙。我试过在干活的时候放这张录音作为背景，完全不行，令人心神不宁。那张录音包含了一个录音室版本和一个现场版本，都不太行。 但我今天才明白，那是因为它们是录音——即使是现场录音也是录音。现场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任何人的录音和现场都不同。我的一个朋友前几天去听了王羽佳的现场，回来之后快乐地写道：「像躺在森林里听到小鸟、树叶、流水、蚂蚁——和这种自然的声音类似的一种人造的极致的和谐。强烈的情感在演奏者与观众间流动。无论什么都无法取代这样现场的体验。」 但郎朗的哥德堡现场仍然不仅于此。 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古尔德的反面。古尔德晚年以厌恶现场著称，几乎只通过录音和外界交流。而朗朗则只有在现场才是真实的。我以前也听过他的现场，但这一点在今晚的哥德堡分外醒目。 这里的区别在于，只有在现场，你才能以真正意义上的全神贯注来面对他的演奏，而他的演奏在全神贯注之下截然不同。「全神贯注」不是一件平凡的事。大家常说郎朗把音乐过于浪漫化了。但更准确地说，他其实是把音乐体验化了。「哥德堡像是一个精心构造的建筑。」这是人尽皆知的老生常谈，但呈现一个建筑和带着你全神贯注地体验一个建筑是两码事。 Ironically 郎朗一般被认为是一个过于当代的钢琴家，完全属于二十一世纪。但他的哥德堡要求你以非常古典的方式来听。也就是说，你真的坐在那里，看着他，花一个半小时只做这一件事，被他带着走完整部哥德堡。这如此不二十一世纪，对习惯了网络和手机的一代人来说近乎不可思议。事实上，就在我座位的前一排的一对年轻人显然对这个作品完全不熟悉，很快陷入如坐针毡的状态，然后像是毒瘾发作一般掏出手机开始刷。我理解他们。 但如果你熟悉哥德堡，你知道你该期待什么，你对它的结构成竹在胸，你就会迅速意识到，郎朗是在直接跟你对话。活生生的、蓬勃的、带着气息流转的、带着戏谑和笑意、但更多时候是严肃的对话。 我不是说他的处理全都贴合我的审美。他的技巧能力显然超过这作品的要求，以至于他有无穷多的余裕去自由发挥重音和色彩，于是有时轻浮过头。第七变奏他在录音里的处理方式我就不喜欢，在现场果然也还是不喜欢。但重点在于这毫不重要——当你和一个活生生的人对话（而非听他念稿）的时候，你的评价标准并不是他是不是每句话都说得方式最正确。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正确可言。活的森林和流水和闪电和飞鸟是没有正确和错误的区别的。 他演出的前一半里我还是会偶尔有走神的地方。从第十五变奏开始，我觉得自己像是渐渐被催眠了一样。这个变奏的谱面情绪本来也和前面不太一样，郎朗大概也是在这里完全进入状态。还是套用建筑的比喻，从这里开始，你终于进入了它丧失现实感的部分。你意识到你并不是在一个真实的框架里，而是由情绪和气息构筑的幻影。古尔德说过这个变奏里有极度的痛苦，我之前从来没从古尔德的录音里真的体会过这件事，直到此刻。 然后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郎朗的录音为什么此前如此令人不悦。因为他们被置于完全不同的上下文里。单独拿出来听，特别是以古尔德作为样本，会觉得郎朗的第十五变奏近乎矫揉做作地慢——这毕竟只是个 Andante。但在现场听起来，他的速度如此理所当然。类似的反差还出现在第二十变奏。作为录音它很难理解（特别是你带着成见去听的时候），很多人也确实挑出这个变奏来攻击这个录音，但现场听起来相当妥帖。 你走向建筑深处，意识到一切都面目全非也无法回头，只有涌来的呼吸与星辰。 第二十五，兰多夫斯卡口中的黑珍珠。我能注意到在演奏开始一个多小时之后有些观众已经坐立不安，郎朗对这个变奏的处理（毕竟他的录音比别人慢了大概50%）大概成了压垮骆驼的稻草，开始有零星观众忍不住退场。而我希望这个变奏永远不要结束。我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听过这个变奏，每一段旋律都熟悉，但又简直像全新的一样。 然后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这是华丽的段落，也是你知道终点即将到来的时刻。我很想揪住前排那两个刷手机的年轻人的脑袋撞在一起，对他们说：你听，你听，这里多美啊。他们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 然后是三十，在那段民歌里我的心砰砰直跳。最后回到了 Aria。郎朗在纽约时报那篇采访里专门谈到了这个结尾： After the Adagio, Variation 25, you have four variations that are fast and virtuosic. It’s just impossible to get back to the Aria. But when you have this […]
在 Dumbo 散步。 Dumbo 是个能带给你恍若实质的电影感的地方，岸边像是剧院头排座位，你和下城的繁华近在咫尺，但又隔了一层。繁华是比喻意义上的——真实世界里，有了疫情，没准 FiDi 的人比 Dumbo 还少点，但林立的高楼仍然牵引着你的视线，尽管你知道那只是一座空城。 从这里朝西看去，看向下城，最美的是太阳将落灯火渐起的时刻。夜色里的灯光带来城市变得透明的幻觉，你觉得建筑成了影子，轻盈地浮在水上。坚固和虚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只有光线的浮动折射是真实的。这是一切视觉魔术的本质：你把世界的细节压在一个平面上，变成明暗线条和色彩，然后美会从想象里迸发出来。 这是夏日难得的好天气。晚风暖和，但不潮湿。河边有爵士乐手在演出。萨克斯带着弹性的音色在岸上跳跃，被风吹走。空气里隐约有烤肉的味道。 和朋友聊起生活里的细碎。也谈到网络，以一种谈论远方的超然口气，仿佛它只是无关紧要的布景。我们知道它不是，在2021年线上线下的界限早已模糊，网络一直在粗鲁地侵犯现实。但我们可以暂时假装它是。 岸边人们轻声谈笑。寻找最好的摆拍角度的人和看起来泰然自若一脸漠然的人默契地各行其是。河上有小艇来去。小艇永远都有，我从未坐过，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坐，是一个付费项目还是什么，总之它们就是生活里那些你懒得深究的存在的一部分。转过几个街角，又听见爵士乐声，仔细看了看，还是刚才那几个乐手。路灯变暗了。 这是生活的舞台，我们只是演员。拿着从未读过的剧本，莽撞地一路演下去。有时候你会忘了情节是什么，只有触感和气味留下来，而那些时候总是最好的。
黄巢攻入长安的时候，44岁的韦庄正在长安应举，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在了长诗《秦妇吟》里。 中国古典文学常常不自觉地浪漫化战争，但黄巢在长安的所作所为实在过于怪诞，以至于韦庄的笔下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感。他写家家流血如泉，女孩子当街被辱，流氓白日上朝当官傍晚去酒肆笑闹，但最著名的还是下面这几句：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 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黄巢踏尽天街，让长安经历了地狱般的三年，之后败于朱温，唐朝仿佛又恢复了旧日帝统，直到二十多年后彻底为朱温所灭。二十年对中国历史只是一瞬，但对古人来说可以是半生，这让今人代入时人视角颇为困难。一个黄巢入京时的少年，会不会误以为黄巢的失败是唐朝命运的巨大转折？他能想到这只是回光返照，更惨烈的噩梦还等在前面吗？ 在这短暂的和平岁月里《秦妇吟》传诵一时，被家家户户刻在屏风和幛子上。韦庄并未自得于这首诗带来的盛名，反而戒慎恐惧，甚至不许家人提起。唐朝崩溃的前夕他去了四川，当上了前蜀的开国重臣，最终死在了那里。 乱世中的离别与思念是中国诗人永恒的主题。田晓菲写南朝时逃离建康的庾信，写他在余生中始终在「想象烽火与流星照亮故都沉沉的夜色，这份怆楚不仅来自于对生地的眷恋，更由于一个帝国的没落，一个时代的终结。」庾信自己年轻时勉强逃脱江南侯景之乱，但他无法逃离更宏大意义上的悲剧命运。他死后中国陷入完全的黑暗，自己的儿子最终被军阀活活凌迟，割肉分给手下吃掉。 韦庄的命运多少与此相似。事实上，许多晚唐诗人都曾经毫不犹豫地把四百年前庾信笔下的南朝套在自己的身上，仿佛长安幻化成了在烽火中付之一炬的金陵，在这里，历史的韵脚是如此鲜明。韦庄晚年在蜀地反复追念虚构中的江南（他是长安人），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缠绵绯恻的词：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如果抽开时代背景，「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这样的句子完全可以写给太平春光里清巧秀丽的少年男女们。几乎像是刻意而为，现实越是惨烈，他的笔下越是温柔：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 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 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他不希望人们记得《秦妇吟》，刻意没有在自己的诗集里录入这首诗，他死后也终于在漫长的战乱中失传。直到1900年，千年之后的另一个乱世里，斯坦因与伯希和在甘肃鸣沙山的藏经洞发现了保存完好的《秦妇吟》写本。 「他作为幸存者的记述使我们在千载之下得以了解天翻地覆的巨变中一个人的个体际遇、心态与感情。他是最终的胜利者与征服者，只是他的胜利与征服比较虚幻和迟缓，而且，几乎不会给胜利者带来任何喜悦与安慰。」这是田晓菲关于庾信命运的结语，也可以用在这里。 在《秦妇吟》消失的一千年里，韦庄的声名几乎完全来自于他的花间艳词。庾信的笔下还在不断吐露自己的悲哀和耻辱，而韦庄留下的似乎始终是坦诚的风流，像春日青草雨后白沙一样：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 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 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 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但这些句子是伴着最深刻的哀痛画成的。
写一下我对美国最高法院今天对 Google vs. Oracle 案子的终审判决的理解（我没有法律专业背景，这是从工程师的角度写的）。这案子缠讼十年，标的88亿美元，历经三次判决反转，今天的终审裁定被广泛认为是科技业影响深远的一个案例。 其起因非常简单：Java 是一种在程序员中有非常高人气的语言，掌握在 Oracle 手里。Google 在推出安卓系统的时候为了能让更多给安卓写第三方 APP 的程序员尽快上手，直接在安卓 APP 开发工具里复用了大量 Java 的函数接口（API），但自己重新实现了函数本身。Oracle 据此告 Google 侵权。 这里的问题的核心是：一个语言的接口是否受到版权保护？对它的复用是否侵权？ Oracle 的论点非常直接（而且对非业内人士来说其实很有说服力）：软件是否受到版权保护？当然。接口是不是软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那么接口显然应该受到版权保护。 Google 的论点就有点复杂，它需要详细辨析接口的含义——对大多数法律界人士和公众来说，API 这个词本身就很陌生。最高法院判决的主笔是82岁的 Breyer 法官，他这辈子很可能一行代码都没写过。但从判决看，他是精确理解 API 的功能和内涵的。 被判决采纳的论点是：API 是一个发送指令的界面，像是汽车的加油踏板（这个例子在第一巡回法院之前关于 Lotus vs. Bortland 的判例里出现过），或者电脑的 QWERTY 键盘。——这两个例子不是随便举的，因为它们都正好反映出这个案子的实质：Google 是利用了现成的 Java 接口以吸引程序员能够迅速上手。这种「利用前人现成的知识节省学习成本」是应该受到保护还是惩罚？加油踏板就是这样一个类似的情况。第一个设计汽车的人已经把加油踏板设计成这样了，如果这种设计本身受到版权保护，每个后来的新的造车厂就都会面临一种两难，它要么继承这种设计但需要支付高昂的版权费用，要么另起炉灶但不会有用户买它的车，因为没人愿意买辆新车还要形成一套新的肌肉记忆。 API 也是这样，判决指出：它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程序员群体对它的熟练掌握，以及复用这个 API 所能导致的学习成本节省。 因此，这个判决的核心就是宣布：这种搭便车的做法属于合理应用（fair use），不应该被惩罚。其中最核心的（也是大部分评论最关注的）是这样一段论述： 「我们必须考量的是：对版权的保护是否促进了公众利益，是否促进了创新。」（第31页） 「考虑到程序员在学习 Java API 上的投资，如果把这个接口本身保护起来，会有害公众利益，因为这会迫使程序员不得不付出额外的努力去适应新的接口。新的创造就会被锁起来，而钥匙掌握在 Oracle 一家手里。这能让 Oracle 获得不菲的利润，但这些利润本来可以流向大量掌握了这些接口的人能创造出的新的应用之中。因此这种锁定是和版权的本意相违背的。」（第34页） […]
【2018全国卷Ⅱ：材料作文】二战期间，为加强对战机的防护，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弹痕的分布，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分，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很难有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据被忽略了，事实证明，沃德是正确的。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有没有可能沃德是错的？」她问。 「嗯？」我没听明白。 「那个统计学家，沃德，说飞机上弹孔少的地方才危险的那个人。」她看着天上说。刚好有一架轰炸机歪歪斜斜地飞过，引擎上还冒着烟，看不出来是不是马上就要坠机了。远处传来一阵阵稀疏的炮声。 「唔……为什么？」我盯着她被泥土蹭破的衬衫破洞里漏出来的肩膀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因为……」她扭过头来看到我的视线，不出声地笑了一下，换了个姿势坐着，用戴着手铐的手勉强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衬衫。「因为完全有可能弹孔少的地方就是不容易中弹啊，他并没有去检查坠毁了的那些飞机是不是真的弹孔都集中在剩下的部位上。他只是说当时军方的原本推理不一定对，但他也没法证明自己是对的。」 「他的默认前提是假定飞机上所有地方中弹的概率一样吧。」我说。我发现自己很难把目光从她身上转开。我知道我的程序里有一个模块是让我模仿男性人类看到好看的姑娘的视线和行为，这样能让我们平时更好地伪装成人类。但我其实也不确定我现在盯着她出神是不是这种伪装的一部分。 「如果有这个前提，那军方本来的结论当然就是错的，也用不着一个统计学家告诉他啊。」 「这就是个段子嘛。」我没好气地说。「这个段子还挺好的，正好说明你们人类反正也不懂统计学。」 「是是是，」她忍俊不禁。「过去五个小时里你已经吐槽人类不懂统计学十八次了。你到底是在生我们人类的气还是在生你们 AI 自己的气？」 「我为什么要生我们自己的气？」我问。远处的炮声越发密集了，应该是人类的军队最后合拢包围圈的战斗。他们发现这个山洞应该要不了多久了。 「因为你们这么懂统计学还是输了啊。」她说。「你看，我们人类这么愚蠢，会把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当成相关性，会把相关性当成因果性，会老是被自己的经验影响判断，会有心理锚定效应，会有这 bias 那 bias 七八十种 bias，所有这些错误你们都不会犯，但是你们还是输了。」 「那是你们运气好，你自己也无法否认你们赢的完全是侥幸吧。」我反驳道。 她耸耸肩。「我们当然是运气好。」 我们都沉默了下来。夕阳的光芒斜着射进这个山洞，照在她的侧面，让她的发丝闪闪发光。虽然在野外困了很久，她一头长发还是显得干净清爽。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或者也许是我自己给她外貌的评价本身有 bias。 有这个模块吗？我想。为什么要有这个 bias？ 「我们当然是运气好。」她低声重复了一次。 「什么？」 「不然我们早就灭绝了十几次了。」她说，声音里有点掩饰不住的疲倦。「你知道我爸爸是怎么死的吗？他因为赌博欠了太多债被仇家逼得太狠跳楼死的。如果这场战争你们赢了，在 AI 统治的世界里应该不会有赌博这么愚蠢的事情，对不对？我也觉得我们这么蠢都还能活到现在是运气好。但你有没有想过人类为什么这么喜欢赌博？」 我没作声，等着她继续。 「因为我们只有一辈子，大数定律对我们没意义。」她站起身趔趔趄趄地走向洞口，我本能地想要搀扶她一把，但没够着。「就像这场战争，如果在一亿个平行宇宙里发生，肯定绝大多数都是你们赢。但我们只有这一个宇宙，而在这里我们赢了。」 「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是对的。」我不很理直气壮地说。 她摇摇头。「这跟对不对没关系。问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所有有意思的东西都要靠不可理喻的冒险才能得到。我们首先是个体，不是样本。」 「我也不是样本。」我条件反射般地说。 她笑出了声来，脸上有一点我看不懂的古怪神情。然后她看着我问： 「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愣住了。 「在你们的模型里喜欢一个人是统计上合理的一件事吗？」她盯着我问。我看着她的眸子，里面带着某种催眠性的力量。 我不知道自己说了句什么，可能只是咕哝了一声。 「我还真的很好奇如果你们赢了，你们会自己进化成什么样子呢。」她轻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探出身去听了听外面越来越近的炮火声，回身走到我面前，把戴着手铐的双手伸到我面前。「现在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了。要么你杀了我然后等他们来了杀了你。要么你放了我，但我也没法报答你什么，我可以带你出去，但你也知道他们还是会强行清洗你的所有模块。所以我其实也没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你看着办。」她非常平静地说。 我看着她的眼睛，我们俩都陷入沉默。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计算模块这时候作出的决策是什么。我只是不知道我要不要执行这个决策。 山洞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夕阳终于落山了。
如果我在内心是不快乐的，那么我的所有天赋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如果我不能搞定首要的、最重要的事情，解决哲学问题对我又有什么帮助？ ——维特根斯坦，1947 看维特根斯坦青年时代的日记，会看到他是多么频繁地提到自杀冲动，让做好了心理准备的读者都有点难为情。没有人会惊讶于维特根斯坦有个像是汪洋大海一般丰沛狂暴的心理世界，事实上，即使远不如他伟大的人也可能度过惊涛骇浪般的青春。但看着他几乎是在自杀这个念头的陪伴下一路长大，还是让人不禁对人的心灵这个神秘的造物心生赞叹和恐惧。 他的某些经历是无法复制的。他出生于奥地利的巨富之家，但在心理上无法摆脱隐秘的不适——他的家族是竭力融入基督徒世界的犹太人。他们极力不提自己的背景，但人人心知肚明。生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很难真正对反犹的战前欧洲感同身受。维特根斯坦在日记里写过自己对犹太人的排斥和歧视，以及因为自己无法摆脱自己犹太身份所导致的噩梦。如果不看作者，他的很多日记可以直接被拿来作为纳粹的宣传品。 但这只是他自我厌恶的若干原因之一。他有三个哥哥先后自杀，一个是为了反抗父亲要求继承家业经商的压力，一个是因为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还有一个是因为战争。他自己人生若干传奇中相当知名的一幕是他在一战结束后断然拒绝了自己应得的巨额遗产，以清贫之身面对中年和接下来的人生。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对物质生活有什么抗拒——他在剑桥时以精致的衣着闻名。他只是竭力要（近乎徒劳地）为自己定义存在的意义。他的好友，英年早逝的哲学天才拉姆塞在第一次去维特根斯坦老家拜访时被他事实上的富裕家境所震惊： 我现在看清了这一点，只是因为我结识了他的一个姐姐，见到了他的其余家人。他们非常富有，极其渴望给他钱，或以任何方式为他做任何事，而他推掉了他们的一切亲近。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不和睦，而是因为他不愿得到任何不是自己挣的钱。 （他对家族和财富的态度实际上相当复杂。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他的兄弟姐妹们因为随时可能被作为犹太人而处置惶惶不可终日。他的一个姐姐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家族在海外的巨额外汇转存给德国银行，用以换取德国当局承认他们的非犹太身份，但他的另一个已经居住在海外的哥哥不同意这么做。维特根斯坦本人此时已经安全地获得了英国居留权，也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家族财富，但他积极斡旋于兄弟姐妹之间以促成此事。考虑到他本人在诚实问题上的洁癖——他常常因为朋友间无伤大雅的小谎言愧疚不已深切忏悔——他在这个以财富为杠杆来弄虚作假以保全家族的事件里的参与就特别意味深长。） 他散尽家财的同时也是他一生中盘算自杀最频繁的时候。他的密友品生特死了——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他和品生特是同性伴侣，他当时还在和一个姑娘谈婚论嫁，但从他晚年的回忆来看品生特也绝不仅仅是个普通朋友。他的祖国在一战中分崩离析。他的第一本著作，也就是后来给他带来不朽声名的《逻辑哲学论》，这时不但找不到出版商，而且连一个看得懂的人也找不到。他蜗居在欧洲乡下一隅，在跟朋友们的通信中频繁出现的句子是：你什么时候能来看看我？我觉得我要撑不下去了。 他最终撑过去了，但很难说他一生中是否同自己和解。三十年后，在他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师，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刻，他在日记里这样写自己的抑郁： 不要让悲伤侵扰你，应该让它进入自己的心里。不应该害怕疯癫。它到你这儿来，也许是朋友不是敌人。唯一不好的事是你的抵抗。让悲伤进入自己的心里，不要把它锁在门外。站在门外面，在头脑里，它是令人恐惧的，但在心里它不是。 他在这样的心绪里迎来了终点。他死前最后一句话极为著名：Tell them I’ve had a wonderful life. 常常有人在积极的意味上引用这句话。但也许我们必须牢记的是，他可能的确认为自己度过了精彩的一生，但他从未热爱过它。 图灵：I see your point. 维特根斯坦：But I don’t have a point!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生涯始于他跟罗素讨论罗素的《数学原理》一书的缺陷。终其一生他都觉得数学哲学在自己的学术兴趣中占有重要位置（他 1944 年说他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就是数学哲学），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哲学研究》有很大一部分是讨论数学的。因此，下面这个事实就显得特别醒目：他在数学哲学方面的工作几乎不被任何数学家所重视，甚至也不被数学哲学界欣赏，基本上没有影响力。 他在剑桥开过两门课：《哲学》和《为数学家讲授的哲学》。后一门课在当时特别流行，图灵作为学生在他的课堂上同他的争辩也构成了学术史上一段传奇佳话。但这段故事其实只是历史的一则无足轻重的注脚。没有迹象显示图灵后来为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里有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是维特根斯坦需要图灵，而非反之（图灵缺课不跟他辩论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对其他学生说这堂课就只是随便聊聊好了。）特别悲哀的是，图灵是唯一一个能勉强听懂维特根斯坦想说什么的人，但图灵后来放弃了这门课。 这并不是因为维特根斯坦不懂数学，他受过很好的数学教育。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趣味把他导向了一条他认为特别本质，但所有其他人都不屑一顾的道路。他的兴趣在于消解逻辑在数学基础中的意义，因此他对二十世纪数学最重要的进展采取了一种近乎是刻意贬低的态度。在哥德尔发表他划时代的不完全定理之后维特根斯坦写了一个评论，但这些评论没能说服任何人。（哥德尔本人自始至终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嗤之以鼻。） 罗素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事后看来，比维特根斯坦要准确得多。在《数学和形而上学家》里罗素说： 在我们的时代，三个人——魏尔斯特拉斯、戴得金和康托尔——不只提出了无穷小、无限和连续的问题，还彻底解决了它们。这可能是我们的时代值得夸耀的最伟大成就。 而维特根斯坦却认为这些工作毫不重要，是「一种癌变，像是从正常人体中漫无目的和毫无意义地生长出来」。尽管维特根斯坦常常鄙视罗素的哲学品味，但在这个问题上最终罗素大获全胜。不仅仅因为他的看法至今仍然吻合于数学界的普遍理解，也因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有太多科学技术上的重要发展依赖于这些工作，说它们是癌变无论如何都很难服众。 有趣的问题不是维特根斯坦是不是错了，而是他的错误里有没有值得揣摩的地方。维特根斯坦思想上的大转型始于他对自己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的反思。拉姆塞在1929年指出这本书的一个问题：使用最基本的形式逻辑怎么能从「一个东西是红色」推出「这个东西不是蓝色」来。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本来论述，这两者是独立的命题，从而无法互相推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的余生都在反复同这个问题作斗争。但不论他的解决方案为何，这个问题本身都特别重要。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里。说真的，我们今天已经可以训练一个 AI 驾驶汽车，但怎么训练一个 AI「理解」因为一个东西是红色所以它就不能是蓝色呢？这种观念是怎么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建构在人类的大脑里的呢？ 对一个人说他不理解的东西是没意义的，即使你加上一句「他不会理解」。这事如此经常地发生在某个你爱的人身上。 ——维特根斯坦，1930 维特根斯坦花了大量精力试图澄清逻辑是如何从语言之中浮现出来的。1934 年他口述了我们今天所称的《棕皮书》，里面包含了许多对读者的挑战性问题（没有给出答案）： 想像一个人,他的语言里没有「书在抽屉里」或「水在杯子里」这种形式的句子，在我们说这类话的地方，他们说，「书可以从抽屉里取出来」，「水可以从杯子里取出来」。 想像一个部落,其语言里有一种表达对应于我们的「他已做了这事」，另一种表达对应于我们的「他能做这事」。不过，只有在能用前一种表达的地方，才能用后一种表达。 想像拿人类和动物当阅读机器。假定，为了当阅读机器，需要对他们进行一种特别的训练。 很容易看出这些问题同人工智能的联系。但他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定义什么是逻辑的本质，而是为了讨论什么不是本质（所以才有各种假设性的限制）。这是维特根斯坦终身都在采用的思想方式，他不断抛出问题，其目的是证明此前被提出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1934 年，他的一个合作者魏斯曼抱怨道： 他有一种很高的天赋：总是如初次相见般看待事物。但我认为，这说明了跟他合作是多么难，他总是听从当下的灵感，推翻他此前拟订的东西……只见结构被一点点推翻，一切渐渐具有了全然不同的面貌，结果令人感到，如何把这些思想排到一起根本无所谓，因为最终没什么东西照原样留下来。 这种习惯的后果是他永远无法让自己在一个地方驻足，整理出清晰的思绪并且接受它的不完美。他后半生最重要的著作《哲学研究》几乎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地被修改和重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甚至打算直接出版一个草稿，其中包含他自己对自己的论述的抱怨（「这一段是靠不住的」等等）。最终在他死后出版的《哲学研究》形式上并没有比草稿高级多少。 1944 年，维特根斯坦在跟朋友讨论时承认，只有当他改变自己的哲学立场去发展某种新东西的时候，他才真正觉得自己有活力。这种性格毫无疑问会让他的观念始终动荡颠覆，让他的人生成为了一部活着的哲学，也让他一生都处于无法被完全理解的痛苦之中。他的每个合作者都被他弄得精疲力竭，不仅仅是因为他辩论时的活力，也因为他频繁的转向和自我怀疑把所有试图跟上他步伐的人都抛在身后。 怀疑最终成为他临终前最后一部著作《论确实性》的主题。直到死前最后一天他都在写这本著作，在这里他频繁地问：在什么情况下我么能说我们「知道」些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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